近期，关于农民收入的话题颇引人关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湖北省提出，到2025年全省农民年收入跨过2万元大关。安徽省提出，今后5年农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农民收入问题值得思考。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来看，保障农民收入、守好农村“后院”，才能构筑起发展的战略纵深。从扩大内需来看，农村是最广阔的增量空间，农民增收会释放出巨量的消费需求。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来看，只有不断提升农民收入，才能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可以说，“三农”工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增收是关键。

业内衡量农民收入是否实现快速增长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增速是否超过同期GDP的增速，二是看增速是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农民增收势头总体不错。今年前三季度，农民收入实际增长11.2%，高于经济增速1.4个百分点，比城镇居民高2.5个百分点。这是在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农资价格上涨、新冠肺炎疫情散发等多种不利影响下取得的，殊为不易。

不过，城乡居民收入比虽在缩小，但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在扩大。从构成上看，农民收入来源中最重要的是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方面，种粮收入虽稳但绝对值不高，鲜活农产品虽然致富效应明显但波动大、风险高，依靠种养业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工资性收入方面，亿万农民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务工已是其最大收入来源。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之受疫情、汛情影响，外出农民务工数量和工资水平都在承压。随着这两大传统动力减弱，农民收入增速在放缓。

城乡收入差距之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日益凸显。从地区差距看，农民收入最高的地区为上海，最低为甘肃，2020年两地农民收入比达3倍。安徽是中部地区农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但仍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产区差距，13个粮食主产区中有10个省份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省内差距，同一个省，有的亿元村单户分红就有几十万元，有的空壳村农民刚刚脱贫。可见，农民增收难，主要在中西部，重点在主产区。

农民要富裕，须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既要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更要拓展农村外部增收空间，统筹用好产业、就业两大手段。产业方面，除了要继续做好农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外，还要立足整个农村资源，发展乡村二三产业，让农民更多参与产业链发展，把更多增值收益留给农民。就业方面，既要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创业创新，吸纳更多的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又要提升农民就业能力，实现稳定外出务工就业，并加快向技术型农民工转变。

特别是，受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水平提高、土地流转和农房出租增多、参加入股分红增加等因素影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已成不少地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源。各地要推动农村“三块地”改革，释放农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改革、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活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产权市场，让农民享受到更多财产性收入。

“十四五”时期，农民增收形势更复杂，政策调控难度也更大。因此，需要对农业给予优先发展，对农村给予全面支持，真情关爱农民，真心帮助农民，真诚对待农民，为农民的好日子添砖加瓦。（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乔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