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大的方向上出现了峻急与平淡的两条路,林斤澜与汪曾祺是各自的代表。有趣的是二者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互渗互换、彼此影响的。


(资料图片)

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相识在五十年代初,都在文联工作,且年龄相仿。汪曾祺那时候文章不多,性格的温厚吸引了林斤澜。自然是一起喝酒、谈天的时候多。林斤澜认识沈从文,也是汪曾祺的介绍,两人还到历史博物馆去看望这位前辈。据说五六十年代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他们还一起到沈家拜年。

林斤澜(左)与汪曾祺(右)

林斤澜喜欢汪曾祺的原因很多,大致说来,都爱写短篇,走的是相近的路子;均带点杂家的趣味,对风俗人情、野史笔记有些兴趣;而且他们皆有点散淡或自由派的风骨。林氏早年参加革命,作为地下党员潜入台湾,曾入狱一年。新中国成立后,干脆入了文坛。林氏自认在一些地方不及汪氏,比如学问,比如天赋。也由于此,便倍加珍惜他们的友情。老舍当年看重这两个青年,说了些勉励的话,大意是,今后两人都会写出好的作品来,是很有潜力的青年。

后来,林斤澜进入了写作的最佳时期。但那时他最惦记的,是汪曾祺这个朋友。汪在北京京剧团,与文联的圈子远,而林斤澜凡事都要和他通气。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云:

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带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汪曾祺知道自己被友情包围着,离了这个就真的寂寞了。林斤澜对他太好,几乎尊为师长。他知道汪氏的才气,想沾沾这些仙气,乐了自己,也乐了众人。汪曾祺后来爆得大名,最高兴的自然是林斤澜了。

他们嗜酒如命,每逢聚会,都喝得两眼红红。晚年外出,二人同行时居多,每餐不忘谈酒,举杯同笑,很有点酒仙之态。林斤澜家中摆了各式酒瓶,成了收藏库,汪曾祺看到好的酒瓶,亦不忘送老友保存。刘心武谈汪曾祺的时候,有个片段,写出酒态中的镜头:

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将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俩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语连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闲话汪曾祺》孙郁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汪曾祺去世后,林斤澜颇为伤情,有多篇文章行世。《汪曾祺全集》的前言,就出自他的手笔。这篇前言先引汪氏语录,后为林氏自己的补白,似乎是两人的对话录,生动的地方很多。

有一年他与汪家子女一起去郊外为老友安葬骨灰,回来后,写了篇文章《安息》,结尾道:

高楼远近也不见人,只听见大小回声,重叠合成一片天籁。洪荒大化,不知所之。

十几年后,林斤澜也去世。消息传来,不知怎么,竟想起他生前这段话来。汪曾祺之后,他是北京作家圈里最受人尊敬的老人之一。先生一去,琴弦无声,草木暗伤。

想起我和林先生的交往,谈论最多的是鲁迅。林老谈论鲁迅只限于小说与一些散文,及《中国小说史略》,不太涉及思想史的内容。用作家的眼睛打量对象,看到的是一些艺术的玄机。比如在《短篇短篇》一文里,他写道:

鲁迅先生专攻短篇,他的操作过程我们没法清楚。不过学习长篇,特别是名篇,可以说在结构上,篇篇有名。好比说《在酒楼上》,不妨说“回环”,从“无聊”里出发,兜一个圈子,回到“无聊”里来,再兜一个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层无聊之痛,一份悲凉。《故乡》运用了“对照”,或是“双峰对峙”这样的套话。少年和中年的闰土,前后都只写一个画面,中间二三十年不带一字。让两个画面发生对比,中间无字使对比分明强烈。《离婚》是“圈套”,一圈套一圈,套牢读者,忽然一抖腕子——小说里是一个喷嚏,全散了。《孔乙己》在素材的取舍上,运用了“反跌”。偷窃、认罪、吊打,断腿,因此致死的大事,只用酒客传闻交待过去,围绕微不足道的茴香豆,却足道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

只有小说家才这样谈鲁迅。不过这只是技术层面的话题,林斤澜其实更喜欢鲁迅的气质。这气质是什么呢?那就是直面灰色的生活时无序的内心活动。他不愿意作品直来直去,而是在一个点上开掘下去,进入思想的黑洞里,在潜意识里找自己精神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写林斤澜的评论时说,其小说读起来有点费事,故意和读者绕圈子,大概是为了陌生化的缘故。比如“矮凳桥系列”,在小说结构上多出人意料之笔,意蕴也是朦胧不清的。这大概受了鲁迅的《彷徨》《野草》的影响,但更多是夹杂了自己的体味。在一种恍惚不清的变形里,泼墨为文,走的完全与传统不同的路,也是与当代人不同的路。在精神的深处,他确是一个鲁迅党的。

但他绝不是在一个精神参照下的鲁迅党。他的理解鲁迅,就是不要成为鲁迅小说的奴隶。因为鲁迅精神与审美的过程,就是不断走的过程,一旦停留下脚步,生命就终止了。所以他说:

鲁迅先生塑造的典型至今高山仰止,他是从这条路攀登艺术顶峰的。不过这不是惟一的路,过去曾经“唯我独尊”,总是第一还不够,非要弄成惟一,作茧自缚。艺术的山不是华山,是桂林山水。

林氏和汪氏走的是不同的路。汪曾祺弹奏的多是儒家的中和之音,而林先生则是幽思里的颤音,直逼精神暗区里无序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喜欢迂回婉转、翻滚摇曳的审美之风。如果说汪曾祺和王维略有相近,那么林先生无疑带有李商隐的调子了。林斤澜的审美快感多是从古典意味的作家那里得来的,却没有古典作家的那些儒雅与静谧,倒是和卡夫卡、鲁迅同流了。

这同流的过程,一个突出特点是一直强调自己的困惑。他一生纠缠的就是各种困惑。比如现实主义流行的时候,他就觉出单一性的可怕,总在自己的文字里流露出叛逆的东西来。一般人写“文革”,声泪俱下。他却进入精神变形的思考里,搞的是古怪的断章。他虽然强调艺术创作要靠天籁,却一直对未开启的精神之门有敲扣的意图。鲁迅式的思维给他的益处是,常常从表象看到相反的东西,不愿意被外在的东西所囿。比如谈到李叔同,人们说他完全超尘脱俗,可看到其死前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他就说:“我相信那是真实,我佩服那是真实的高僧。悲欣也还是七情六欲,写下来更是要告诉世人,对世俗还有话说。”一次议论到对知堂的评价,谈到孙犁的观点,他就很是不解。孙犁说知堂这样的附逆之人写不出冲淡之文(大意),林先生却承认在知堂那里确实读出了冲淡。林先生很尊敬孙犁,但此处却各自东西,不一样了。他对世人的各种观点不都盲从,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他认为真的世界不是语言能涵盖的。与其相信概念,不如认可感觉。对小说家而言,有时候飘忽不定的感觉才是作品之母。

晚年的林斤澜思想活跃,没有一点道学气,和鲁迅的思想越发共鸣起来。我猜想是人生观的因素第一,艺术理念第二。他赞佩鲁迅的小说惜墨如金,从不漫溢思想,自己呢,也恪守着这个原则,安于小桥流水,从不宏大叙事;他欣赏鲁迅杂取种种的开阔的视野,在笔耕里也不封闭己身,总在找突围的办法;他羡慕鲁迅笔下的谣俗之调,以为未被洋人的韵致所俘,找到了本土的表达式,多年来也学着从故土语言里生出意象。鲁迅给他最大的影响,大概是睁了眼睛打量世界,不被幻影所扰,强调的是思想的真与艺术的真。那篇回忆老舍之死的文字,含悲苦于斯,和巴金的文字庶几近之。他写过一篇散文《说癔》,在文本的背后响的就是《狂人日记》的声音,不乏智性的闪光。在记忆的打捞里,他从不回避苦涩,而是直面苦涩,咀嚼苦涩,其间亦不免残酷之色。他知道自己的那些东西不过文坛小草,失败的时候多,可是那是自己园地里的东西,杂花生树,也不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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