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美]R.C.列万廷 著，罗文静 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社会生物学的出现
(资料图)
20世纪70年代，威尔逊首倡社会生物学，试图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解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行为，并把这种大一统的理论建基于遗传之上。在他看来，无论渺小似蚁还是复杂如人，皆是由基因铸就的因果巨链上的一环，幽微的人性说到底不过是生物性的延续，道理很简单，毕竟，人类也是一种生物。
按照这一逻辑，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里宣称，生物学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什么婚姻制度、利他主义、乱伦禁忌、阶级斗争等等，全都可以用基因、遗传和自然选择来解释。他甚至认为，一旦他的理论得到普遍认可，“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将缩小为生物学里特化的分支；历史、传记及小说，则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报告；至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加起来，也只不过构成单一一种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而已。”
纪录片《细胞》（The Cell，2009）画面。
如此激进的观点当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意思的是，反对威尔逊学说最厉害的恰恰是哈佛大学的同事们，尤其是他的系主任列万廷，以及古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这两位学者不仅联合部分同行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封反对社会生物学的公开信，之后还合写了一篇标题古怪的重要论文，以圣马可教堂的拱肩和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教授为喻，对决定论、目的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既巧妙又猛烈的抨击。在他们看来，这些完美主义的虚假观念正是社会生物学的思想基础——我承认他们的“拱肩说”对我的思考和写作颇多启示。
有些不公平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相较于威尔逊与古尔德，列万廷更少被公众记住。同样都登上了《自然》杂志的讣闻版，威尔逊的支持者坦然宣称他们已经赢得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理论纷争，为列万廷作悼的人却把逝者对社会生物学的强烈批评淡化成“对遗传学过分简单化的担忧”。列万廷的社会影响也远不及古尔德，后者20年前已经去世，却靠优秀的科普写作保持着不坠的身后之名。据我所知，译成中文的古尔德作品不下十余种，而列万廷的专著迄今一个中文译本也没有，其思想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存在很大的失衡。所以我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非常重要，尽管它只是一本演讲集，尽管它只有短短的两百多页。
1990年，列万廷受邀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主办的梅西讲座上做了五场演讲，以生物学的发展和争议为主要例证，用一个内行人的身份，集中讨论了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就是这个讲座的结集。
科学的社会属性
列万廷按照演讲的顺序和结构，也将此书分为五章。在第一章里，他直接探讨了何谓“科学”？在他看来，科学不是客观真理，而是探寻真理的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并不超脱于政治、体育、战争等人类活动，它是与其他制度高度融合且相互协作的一种社会制度。
列万廷质疑大多数人没有看清科学的社会属性，反而将其神话，使之取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合法化力量”——科学的方法和制度高于任何人类关系，科学的产物必定成为普世真理，自然的秘密一旦被科学所揭示，所有人都只能接受事实，“当科学开口的时候，就不可以反驳”。
从第二章开始列万廷把重点放在生物学领域，讨论19世纪以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物决定论。这种宿命观在论证上显得相当科学：人类的天性是社会的基础，这种天性是遗传的、不可更易，故而社会的结构与秩序也是恒定的，万变不离其宗。相似的天性保证了一个社会的形成，而相异的天性则证明了人类社会无论如何总是不平等的，天然地具有阶级性。
纪录片《你体内的鱼》（Your Inner Fish，2014）画面。
毫无疑问，爱德华·威尔逊是列万廷批评的主要对象，这从本书第四第五章的注释就可以看出来——援引的都是威尔逊的著述。另一个被他针对的人物是威尔逊的学术盟友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后者提出的基因决定论构成了生物决定论的微观基础。列万廷认为，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说白了，就是用科学的语言说服人们，现实不仅本来如此，而且理应如此。他们不断地告诉公众，人性的先天差异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更存在于种族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他们当中有人表示，黑人的融入会导致美国人智力水平直线下降；还有人强调，如果没有北欧部族为衰败的意大利文明注入“强有力的道德元素和智力元素”，就根本产生不了提香、达·芬奇和伽利略。在他们看来，就算平等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实质上的平等也不可欲——因为“自然”注定是不平等的，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状况无非是程序上的平等，就像以智力研究闻名的心理学家阿瑟·简森（Arthur Jensen）所说的那样，让机会均等（而非实质平等）“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扮演基础角色”。然而作为内行，列万廷非常清楚，这些生物决定论的理论家们不过是借助他们的知识优势来传播偏见，因为遗传绝不应该与不变画上等号，基因的作用与环境的影响也从来没有那么清晰。事实上，生物发展还存在既非基因也非环境的影响，比如细胞在分裂过程中的随机扰动。
对达尔文学说的批评
正是在这一点上，列万廷对达尔文以来的经典论述颇有批评。他认为达尔文把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彻底割裂开来，从而把生物学带进了过于机械的世界观里。在达尔文的学说之中，外部世界自有其运转的铁律，生物体的成败只能取决于它对这个外部世界的应对，这就是通常所谓“适者生存”的生命法制。换句话说，生命之所以存在，得以延续，始终出于被动缘于侥幸。
列万廷认为这是不对的，自然与环境不是同一个概念，自然也并不会为生物体设定某种外部环境。实际上，环境不是独立、抽象的东西，它与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生物体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从自然中构建生存的环境。对于画眉鸟来说，地上的小石头是它的环境因素，因为画眉需要用石头来敲碎蜗牛的壳。但是对于啄木鸟来讲，小石头就不属于它的生存环境。自然的各个部分可以通过无数种方式构成不同的环境，我们只能通过研究特定的生物体来认识它的环境。用比较“哲学”的话讲，对于环境而言，生命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确定和定义了环境。列万廷甚至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拉马克比达尔文更接近真相——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倒转过来就正确了：不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内部结构的变化，而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导致外部环境的改变。我想，如果当年列万廷预见到表观遗传学的发展，他或许会更知道如何为拉马克做辩护。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绝非一本只批评无建构的小册子。正如列万廷在演讲最后所说：“历史远远超越了任何狭隘的限制，无论限制我们的是基因的力量还是环境的力量。”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得到作者对人类未来怀有不小的乐观。这让我联想起列万廷最终做出的人生抉择：当相伴74年的妻子去世，他主动绝食三天随之而去。这样的人，或者人性，怎么可能被基因或环境束缚住？
作者/西闪
编辑/宫照华 罗东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