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每天在全国干线物流上奔驰的货车比作动脉，那么每天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们，就像一条条毛细血管，连接起城市的角角落落。

在上海这座超级城市受疫情影响当下， “最后一公里”和“漫长一千公里”的补给线，同样至关重要。

很幸运，现在还能跑

“老板，你们这儿有饭‘盆’吗？”怕对方不理解，刘铮（化名）一边问一边比划着手势，“就是家里吃饭不锈钢圆形的那种”。

财联社记者是在徐汇区一家保供超市门口遇见刘铮的。他刚送完一个跑腿单，看见这家超市开着门，便停下电动车来购置生活物件。他说，这是他接下来风餐露宿日子里的“铁饭碗”。

刘铮的老家，在吉林省吉林市下属的一个县城，今年是他来上海的第九年。早年间他在工地干活，2016年开始做骑手，现在他是某大外卖平台的一名全职外卖骑手。

刘铮告诉记者，他很“幸运”。此前，上海疫情刚刚萌芽时，他作为密切接触者，一度被隔离，但当隔离期满出来时，正赶上骑手紧张的时期。

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住进公寓，但那就得封控在住处，没有任何收入，直至解封；要么在外面，可以继续接单跑腿送外卖，但吃饭住宿都是难题。

他几乎一点没犹豫就做了决定：回公寓就出不来了。每个月光房租就要3200元，不能一直闲呆着，“我得赚钱”。

刘铮从公寓出来已有七天。最早的两晚，是找了个天桥下面的桥洞睡，然后决定搬至公寓附近的上海南站地铁站，“这里门口还算方便，可以停放电动车，也可以遮风挡雨”，简单清理了一下，接下来的夜晚便“下榻”于此。

离开公寓时，刘铮只带了两床薄被，一床铺在地上做床垫，一床当被子盖。他说，这两天晚上有点冷，“想再买个被子，但跑了三个超市都没有，现在这家也没有。”

即便是在最冷的下雨夜，刘铮也不舍得托人将公寓里的最后一床被子送出来，“那是从老家带来的，家里人用纯棉花做的好被子，拿出来就糟蹋了”。

刘铮的妻子和孩子现在都在吉林省吉林市。与上海处境相似，吉林目前也是疫区，刘铮老家现同样也是封控状态，他每天都会跟家人视频通话，但他说丝毫不担心家里人。

“老家那边现在吃的很充足”，刘铮说。当记者提出去他临时住的地铁站看看时，他有点不好意思，摇头，婉拒了请求。

核酸，每日一检

申城四月天，偶尔也春寒料峭，4月13日开始，气温骤降。夜晚路过无人的地铁口，记者看到雨水正从入口墙壁渗入。大风大雨之夜，刘铮他们的寒夜是如何度过的？

4月15日清晨5点，循着刘铮前一日留下的地址，财联社记者来到了他的“新居”所在地——上海南站的某一地铁口，邻近的另一个地铁口也睡了两位骑手小哥，条件好的搭了个帐篷，另一位则蜷缩在地，用饮料瓶当枕头，席地而睡。

因为前一天晚上刚下过雨，街道路边还潮湿着，马路两旁的树枝上挂着雨滴。上海的小马路的街头，鲜有车辆经过，街区显得分外安静，只有清脆的鸟鸣声在回荡。

记者见到刘铮时，他已醒来，正靠着墙壁刷手机，穿着厚厚的外套，床褥搭在身上。身旁停放了一辆共享单车，稍作遮挡。

见到记者前来，他稍有些惊讶，匆忙去电瓶车储物箱取了一个口罩，“自己一个人没啥，有人在的时候我得戴上口罩”。

他告诉记者，这里的条件虽说不好，但可以睡一觉，自己还是满意的。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找到一家可以入住的酒店。出来工作7天了，每天在外搬运和跑腿，会出很多的汗，不能洗澡很难受。

“两百块、三百块都行，哪怕是工作三四天了可以让我住一晚，能进去洗个澡也行。”刘铮去附近的酒店问过，人家不收。他也在携程上成功下过酒店订单，但后来商家打电话来说住不了，让他退款。

电瓶车是刘铮的主要“家当”。每个月交上近三百块租金，他可以在附近的换电站随时更换电池，电瓶车上有USB接口，可以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只要电瓶车和手机有电，他就能继续跑下去。但他还是希望，能有地方住，有热饭吃，能方便地做核酸检测。

外卖平台对刘铮的要求是，必须有连续不断的48小时阴性核酸检测报告上传，否则他就无法接单。

但因为核酸采样和出具结果之间，往往有数小时的时间差，加上自己对于安全的考虑，刘铮把两天一检的硬性需求，缩短为一天一检。每天早上八点，他都会赶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核酸检测点开门的时间，第一时间去做核酸，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原来40人的配送队伍，只有两人还能跑

这段时间，刘铮有时会在保供的营业餐厅买份盒饭，50块钱一份。刘铮说，“日常根本要不了这个价，而且等饭也要半个小时”。为了省钱省时间，他有时候就是在超市买个泡面。

更合算的方案是，委托还住在公寓里的朋友把煮好的面条用盆送到门口，新买的不锈钢饭碗就是用来盛面吃的。

刘铮说他现在每天收入大概在一千元左右，刨去吃饭、抽烟、核酸检测等基本开销，一天能到手七八百。

“咱有啥说啥，不瞒你们，现在挣钱确实比平时多。如果说现在外面跑一天就挣个100块、200块，那做骑手的估计都宁愿回公寓躺着，还不用冒感染风险。”

他给记者看在平台接的订单，疫情期间平台给出的每单收入其实比正常时期高不了太多。记者看到的均为几块、十几块不等。

“但是现在跑腿量大，而且有些客人情愿多加小费，比如送五六公里，顾客直接就在平台上面加200块钱，我今早就抢了两个单。”刘铮说，“不过这种订单也比较难抢，有时搬的东西比平时多多了、重多了，也很累。”

“我是来打工的，也没有那么高尚，这个时候跑外卖，我是为了赚钱养家。”说这句话时，刘铮把正准备放入嘴边的香烟拿了下来，并把声音拉高了一个分贝，“但有时候，我也愿意免费给人送。”

一位女士托刘铮给自己年近九十岁高龄的父母买了些生活必需品，刚开始送了两单，刘铮每单收了100元的跑腿费，“第三单时她还找我，我不好意思再收了，我就跟他们女儿说，以后你家这俩老人，只要是生活上需要的东西，别太多，我能拿得了的，我都免费给你送”。

刘铮说，自己所在的配送站点，原来有40人左右的配送队伍，现在还在跑的，算上自己也只有两人。

一位在上海物流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除了同城配送业务，大量快递员被封控在小区。

根据上海市邮政管理局4月10日提供的数据，彼时实现返岗的快递小哥人数是7706名，而在疫情前的这一数字超过10万，不过，记者连日来看到，路上穿梭的小哥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