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krembolitissa

根据足够多的证据，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最直观的答案，即拜占庭的罗马人将自身视作一个族群或民族，我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和民族：他们有自己的族称、语言、习俗、法律和制度，有自己的家园和认同感（即使是想象出来的），这使得他们自认为在分类学上与其他民族不同。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堪称数不胜数，跨越了帝国存在的漫长历史。即使我们意图暂时搁置关于拜占庭的罗马人是一个族群或民族的明确结论，这些证据仍然给我们一个初步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他们不仅仅属于“罗马人的帝国”的一部分，还在某种更深层的意义上拥有罗马人认同感。我们可以肯定，拜占庭人与罗马人有着某种联系，这一点不容置疑。

——Anthony Kaldellis, Romanland

然而，即使是拜占庭人与罗马的联系，也常常被学界所否认，人们甚至拒绝承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罗马人的身份往往被转移到宗教甚至形而上的层面，在这种层面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君权神授的说法。否认主义的流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罗马人的种族与民族概念都被模糊了。拜占庭人声称自己是罗马人也被贴上了欺骗的标签。现在出现的“批判性”研究认为，这些声明仅仅是君士坦丁堡的一群精英玩弄的把戏罢了。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无论是史书还是材料中，对于拜占庭的偏见数不胜数。

(相关资料图)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偏见是如何产生的？

千年之拒

在八世纪中期之前，西方拉丁人淡然地接受了拜占庭作为罗马人的帝国（或者叫res publica Romana）的事实。拉丁人对于东方的“希腊人”自然存在偏见，然而此时的偏见微不足道。这一情形在八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改变，这时教宗意欲借助法兰克人取代君士坦丁堡的束缚。在这个关键节点，当西方提及东帝国时，“希腊（Graeci）”一词开始取代“罗马（Romani）”。当某些法兰克君主开始自称“罗马人的皇帝”时，局势得到了进一步恶化。在九世纪，教宗和西方皇帝已经在公开场合下质疑东罗马皇帝的正统性。当教宗和德意志对罗马的威望、霸权和权力话语步步紧逼时，他们开始将东帝国视作障碍。除了相互竞争之外，教宗和德意志皇帝还有一个共同利益，即排除君士坦丁堡对罗马正统的主张。因此，东方越来越多地被重新归类为“希腊”，这个词在古拉丁文学中暗含着诸多负面含义，即无能、背叛、奸险狡诈、爱财如命、花言巧语以及懦弱。为避免将东罗马皇帝称作“罗马人的皇帝”，西方发明了大量代称，比如“希腊人的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这些称呼的主导性直到19世纪才被“拜占庭”一词所取代。显而易见的，东罗马人并不喜欢别人叫他们希腊人，一位皇帝甚至因此将教廷使节投入牢中。

这个争端不仅仅是东西方争夺罗马的头衔和威望。与东方的主张不同的是，在新兴的拉丁天主教欧洲的文化世界里，对罗马的记忆已经成为一种范式和共同的参照点，透过它，不同的政治、民族、语言和教会相互协调。除了教宗和德意志君主之外，罗马的理念是将西方团结在一起的为数不多的信念之一。从这一点来说，西方具有共同的认同感。然而，东方被排除在外，东方的帝国理念与西方截然不同，以至于和西方恶化到对立的地步。最终。西方再也无法认可东帝国的罗马身份和传统。这个过程既不是瞬时的也不是普遍的，西方总会有人将东帝国视作罗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部分人正在逐渐减少，十字军的诞生也为反希腊宣传起到了推动作用。拜占庭的宗教被西方认为是违背正统信仰的，希腊人不配继承罗马遗产的言论四起，而1204年的君士坦丁堡之征则将两者的仇恨推向了高潮。君士坦丁堡之征被部分西方人视作特洛伊之劫的报复：法兰克人通过特洛伊神话与古罗马人联系在了一起，对抗不忠的希腊人。

简单来说，西方中世纪的观察家和辩论加构建了一个拜占庭形象，作为一种东方主义的话语，与针对穆斯林东方的话语平行。正是一系列扭曲和误解剥夺了拜占庭对罗马的宣称权，最终也为西方列强对其进行剥削、征服和（失败的）强制皈依提供辩护。这一形象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当时拜占庭研究的领域开始形成，尽管它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发展。篇幅所限，这里不多赘述。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领域最初存在系统化且预先的偏见。

否认主义之困境

德意志君主路易二世在871年提出了一个典型的中世纪否认主义，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态度看出西方对于东帝国的偏见。在这个例子中，查理曼的曾孙路易二世和马其顿王朝的开创者巴西尔一世为了罗马皇帝的头衔和权力而争执不下。路易至多称巴西尔为“新罗马的皇帝”，而自称却是“罗马人的皇帝”（可以看出，路易认为君士坦丁堡是罗马——这种观点在后来很难得到西方的承认）。简单来说，路易认为自己有资格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而巴西尔没有。在两者交涉过程当中，路易发表了一些在当代学界看来大跌眼镜的观点。

我们关注的不是路易对于罗马皇位的宣称，而是他在信件之中对巴西尔的诋毁：

他们因宗教信仰的问题而不再是罗马人的皇帝。另外，他们不仅仅放弃了罗马城和帝国的圣座（罗马城），他们同样抛弃了罗马人（指罗马城的人）和他们的语言（拉丁语），迁移到一个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人民，说着不同的语言（希腊语）。

作为神罗皇帝的信使，克雷莫纳的柳特兰也对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表达过类似观点。尼基弗拉斯对教宗将他称为希腊人的皇帝表示很愤怒，柳特兰则不真诚的表示教宗其实是想谄媚他：“是的，君士坦丁堡由罗马人建立，但是你们已经改变了语言、习俗和穿着，所以教宗以为称您为罗马人会显得很冒犯”。事后我们知道，柳特兰自然知道拜占庭人自称罗马人，只是假装显得很惊讶。更加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的眼中，语言、习俗和服饰的改变表明了拜占庭人实际上是希腊人。

令人无语的是，直到八百年后的吉本时代，人们仍旧持有这种刻板印象。吉本称：“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声称他们自己才是罗马的继承者。他们嘲讽东方人放弃了罗马的语言和穿着，遂认为称他们为希腊人是合理的”。

为了否认拜占庭的罗马性，一些现代历史学家不仅按照习俗维护“拜占庭帝国”的称呼，而且还在实质上将其当作一个与罗马不同的帝国，比如下面这段话：

事实证明帝国和其人民与他们的罗马祖先截然不同——这与拜占庭人自称罗马帝国和罗马人毫无关系。罗马和拜占庭的本质区别在于君士坦丁堡，在这里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他们将罗马和西部丢给了蛮族——在这一刻，罗马性已经荡然无存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拜占庭人呢？

一种建议是将它们视作一个未知的谜团。我们先将注意力转向保罗·马格达利诺的一篇经典论文《拜占庭的希腊主义和民族主义》。马格达利诺提出了许多强烈暗示拜占庭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段落文本。他不否认这些印象，甚至不否认它们的真实性，但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回答“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时，他就把这个问题搁置到了一边。

另一种做法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了，即追随西方的做法，将拜占庭人称作希腊人。或者更确切的说，以某种不需要对其民族进行严格分析的方式将其定性为希腊人。除了后期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之外，拜占庭人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并且憎恨拉丁人赋予他们的名字。希腊人这个名字被研究帝国后期的学者更多地用于拜占庭人，这并非巧合。

回音之外

十九世纪下半叶，史学家对东帝国的称呼从“希腊人的帝国”转向了“拜占庭”。这里要提到E. A. 弗里曼（1823~1892），他建议使用后者以避免“希腊”一词造成的误解。比绝大部分现代史学家更进一步的是，他解释了这个帝国从哪种方面具有罗马性，对他而言，“拜占庭”只是“东罗马”的另外一种称呼。但是对于大部分学者而言，“拜占庭”在避免希腊一词造成误解的同时，忽略了帝国的罗马性。很快，“拜占庭”自身演变出一个史学领域与范式，这也正是约翰·巴格内尔·布雷（1861~1927）在《历史》（1899）前言所抗议的对象。在1923年，当他编篡《剑桥中世纪史》的“东罗马帝国”章节时，同样接受了拜占庭帝国这个标签，不过他声称这样仅仅是为了方便罢了。

但是布雷并没有解释拜占庭是如何由罗马人组成的（也就是从哪种标准上来讲）。斯蒂芬·朗西曼（1903~2000）是布雷的学生，他与导师一道，致力于破除大众对于拜占庭的中世纪式偏见。在他的第一本书，即有关于罗曼努斯一世·雷卡潘努斯的书中（1929年出版），朗西曼进一步解释了拜占庭在何处拥有罗马性：

在强调帝国的民族性的同时又坚持它的普世性，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当然，如果民族意味着一个共同的过去，这一点拜占庭是没有的。但是这种条件不是必须的，因为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反例；在拜占庭，从罗马普世性的帝国继承下来的传统赋予了拜占庭人一种压倒民族差异的民族团结，这种民族团结远比西欧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存在的任何民族团结更加真实。每一个拜占庭人，无论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还是斯拉夫人，他们无不骄傲的、自豪的意识到自己是罗马人。这个民族甚至倾向于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人民；谈论拜占庭人的特点和谈论罗马人的特点是一样的。

虽然偏见依然存在，我们仍然抱有改变的希望。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在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筑起一道墙会使我们错过重要的历史环节和连续性。通俗读物也越来越多的承认，罗马帝国并没有在五世纪完全衰落，而是一直延续到1453年。接触到新范式的学生们也开始质疑东帝国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罗马性”。

也有迹象表明，对于东罗马的偏见引起了更多界外人士的不满。美国历史学家克利夫顿·福克斯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如果有这样一种存在，那么什么是拜占庭？”，其中的意味很明显，即“事物的名称在塑造我们对现实的解释时很重要。人们常常惊讶的发现，推翻过去的历史标签时后来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发明……所谓的‘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并不知道自己处于一个被称作拜占庭的国家。他们将自己视作毫无疑问的罗马人的延续”。同样的，哲学教授凯利·罗斯也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充满趣味的网站，专门介绍历史学家扭曲拜占庭的罗马本质的多种方式，他试图揭示拜占庭标签化的本质。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专业的拜占庭学家无法或拒绝用简单的语言陈述这些基本事实。为此，聪慧的非专业人士为了发掘真相，不得不自行阅读相关学术作品。

最后，以汤姆·霍尔特的历史幽默小说《牧场（Meadowland）》作为结尾再适合不过了。在该书中，有一位拜占庭宦官和两名瓦兰吉卫兵的对话，没有拜占庭学家比他概括的更好了：

卡里耸了耸肩。“就像我常说的那样”，他回答说。“你们希腊人很聪明，但是你们一点线索也没有”。我只是有点厌倦了这些北方人对待我的人民和城市的态度。“首先”，我说，“你不要再叫我们希腊人了，我们是伟大的，不可分割的罗马帝国，我们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如果你不加以区分帝国和共和国，那个1780年前建立的政权——”“你不可能是罗马人”，卡里打断了我的话。“罗马在意大利，这座城市已经脱离帝国数个世纪之久。你也不说拉丁语，你说希腊语，你们也没有人是意大利人。实际上，你们连希腊人都不是，你们只是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生下的混血儿，在你们自己的城市里也是异乡人”。我试图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本事。“作为罗马人，与其说是一种出身，不如说是一种心态”，我说。“这正是你所渴望的，我们通过一个人到哪里去来进行评判，而不是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