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强调时间/历史的规律性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强调了某些社会结构和相应机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完全坚信某种线性史观，我们其实也完全认可了某种社会结构决定论。反之，当我们越不相信时间/历史有规律，我们同时也轻视了社会结构/机制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能很好掌握和设计自己的未来。

赵鼎新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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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选自《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笔者强调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结合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并且在经验和方法层面上探索这两类叙事之间关系的学问。就其关系来说，这两者其实相生相随：当我们强调时间/历史的规律性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强调了某些社会结构和相应机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完全坚信某种线性史观，我们其实也完全认可了某种社会结构决定论。反之，当我们越不相信时间/历史有规律，我们同时也轻视了社会结构/机制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能很好掌握和设计自己的未来；如果我们完全认可当今世界上一些盛行的观点，比如西方历史学家强调的“每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或者一味强调“转折点”“分水岭”和“关键事件”对于时间/历史发展重要性的话，那么不但结构/机制分析完全失去了意义，而且会使得以结构/机制分析见长的社会学和以事件/时间序列分析见长的历史学走向学术意义上的同归于尽。

笔者所坚持的是一个可被称为权力/时间性的视角。为了了解这一视角，我首先扼要介绍三类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最为常见的理解及其得失。我把这三类理论分别称为进步史观、多元史观和循环史观。通过本文的讨论我想进一步确立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对历史的时间性的讨论其实就是对历史与社会结构/机制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核心是在宏观层面针对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之间的紧张提出各种缓解方案。因此，历史的时间性问题对于历史社会学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二，对于时间性的讨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于社会结构/机制的性质的讨论，对时间性的理解其实就是对社会结构/机制的理解。第三，对社会结构/机制的讨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社会权力不均匀分布和时间性的结构性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就是结构，结构就是时间。需要说明，以下对三类史观的扼要总结都属于理想型事实，许多学者的分析手法及其背后隐含的史观要驳杂得多。

1、进步史观

进步史观又被称为线性史观。在这一类对时间性的理解下，人类社会不但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并且还能达到某个终极性的最佳状态。就其起源来说，这类对时间性的理解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比如，奥古斯丁在圣经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论，认为历史会经过相应于上帝创世的六个发展阶段，而后终结于被上帝救赎的第七阶段。弗洛尔的约阿欣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每一时代会被三位一体的某一位格所支配。按照这一理论，历史在依次经历圣父的旧约时代和圣子的新约时代后，会进入圣灵时代。

启蒙运动中，欧洲的思想家越来越自信。他们不但认为人类能通过理性来了解过去和当下，而且能通过理性来获得更美好的未来。虽然宗教在启蒙时代常常会被等同于“落后”，但是圣经史观却在启蒙时代以世俗进步史观的形式发扬光大。在各种世俗进步史观中，比较著名的有科技主义进步史观、系统工程主义进步史观、自由主义进步史观、黑格尔主义进步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史观、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等等。进步史观同时还继承了圣经史观中的阶段论，比如维柯把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康德把历史分为野蛮、迷信和理性时期；孔德把人类的理性发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阶段；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

进步史观给予其信仰者很大的信心，但是它所带来的危害也非常大，具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它给了自以为自己处在历史时间前沿的强势群体一种道德优越感，使得他们在欺压甚至屠杀弱者时没有良心负担。例如，进步史观使得 19 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面对“落后民族”时都采取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第二，它是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对其他群体不尊重行为的源头。西方人曾经带着进步史观来歧视中国人，而今天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某些人士同样也会带着从西方学来的各种进步史观来歧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士。第三，持有进步史观的学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会对历史的时间性有一个明确或隐蔽的道德假设，即认为历史进程会把我们带入美好的未来。他们的研究目的则是要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的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中国史学界就曾经带着进步史观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殊不知，虽然古代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奴隶，但却从来就没有过像古罗马一样以奴隶劳动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第三次民主浪潮”高潮时西方学者在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的推动下也做了大量性质类似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英格尔哈特关于从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转型的研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大量的以人均 GDP 和教育水平等指标为“自变量”来预测一个国家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研究。然而，这类研究带来的往往只是对历史更深的误解。第四，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为它给了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的精神。如果说“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引发的包括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那么，前苏肃反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等等，则是“左倾”进步史观带来的危害。

就历史和社会结构/机制的关系而言，时间在进步史观下失去了本体意义，因为它只是某种具有目的性力量的结构的承载体；反之，某种具有前定目的的结构/机制性力量就获得了本体性。同样，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偶然性和转折点事件在进步史观下也都失去了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只能给前定的历史方向增添一些从长远来看如同噪声般的曲折。我并不认为信奉进步史观的学者会忽视社会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但从本体意义上来说，进步史观是一种忽视社会权力重要性的学问，因为在信奉进步史观的学者们看来，社会行动者手中掌握着的各种权力充其量也只能为前定的历史发展增加一点曲折。

进步史观虽然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历史学界不再流行，但它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并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仍有较大的影响。同样需要指出，进步史观在当前中国仍然非常盛行，以至不断有学者提出各种大而不当的、带有明显进步史观意义的“阶段论”。

2、多元史观

在进步史观指导下书写的历史与事实出入巨大，在其指导下的政治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西方史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从对历史规律的寻求转向对历史意义的追求，从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转向多元议题的研究。一类反进步史观而行之的多元史观逐渐在西方史学界成为主流，并且向历史社会学领域扩散。持多元史观的历史社会学家会认为，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并同时强调历史人物、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和历史意外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坚持进步史观的学者称为结构/机制决定论者，那么坚信多元史观的学者则可以被称为行动者/过程决定论者。

持多元史观的学者一般会认为结构/机制性力量只能形塑非常局部的社会现象，而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以及由此造成的转折点和分水岭事件，也可能形塑长时段的历史形态。在多元史观下，前者失去了本体意义，后者却有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说进步史观忽视了社会权力/力量的重要性，多元史观则把社会权力/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放到了中心地位。但是，持有多元史观的学者却会忽视不同社会权力的不同性质，以及各种结构/机制性力量如何限制或者放大了不同社会行动者的权力等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对多元史观抱有强大信念的美国人来说，听到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选举时所喊出的口号“是的，我们能够”，就会激动不已。

多元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在历史学领域，多元史观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各种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更高的层次，多元史观至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时间性的理解反而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比如，当代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 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领域，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诚如休厄尔所说，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历史虽没有前定目标，但是却遵循着多种结构/机制性的规律。

3、循环史观

循环史观是在亚伯拉罕诸教兴起之前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所共享的一种古老的时间观。个中原因很简单：古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数时间性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具有循环性。在西方，循环史观盛行于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近代以来，西方人一悲观，循环史观就会回潮，比较典型的有尼采的循环史论和斯宾格勒在“一战”后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类比的文明兴衰论，但是一旦走出了阴影，各种带着制度自信的进步史观在西方的影响力就会马上回升。历史记忆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中其实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循环史观也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验层面的研究。比如，奥尔森分析了为什么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会随着承平日久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国家衰亡的原因。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理论也都有很强的循环史观的意味。特钦从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出发，提出前现代帝国势力消长受到两个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凝聚力大的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但承平日久则会使得一个国家的精英凝聚力降低和衰败，并被一个凝聚力正在增强的国家所取代，如此以往；二是人口周期，即人口增长导致政治动荡和战争，战争导致的人口下降带来了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又带来了人口增长。近几十年来美国忽视国内民生，但却到处输出民主和搞“人道”干涉，到头来给自己惹了许多麻烦，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由此导致的普遍悲观情绪使特钦 20 年前发表的观点在当今美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循环史观对社会结构/机制、社会行动者和行动者手中权力的重要性的理解，可以说是介于进步史观和多元史观之间。循环史观下的历史没有前定目标，却有规律可循。循环史观同时认可社会结构和行动者手中权力的重要性，但是所强调的却是某些结构/机制性力量或者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所能起到的反向效果，而这些反向效果恰是非预期的后果。循环史观不会否定历史转折点和分水岭事件的重要性，但在循环史观下，转折点和分水岭往往只是前期反向作用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而形成的质变。最后，循环史观虽然认可社会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它却不庆祝权力，因为循环史观看到的不仅仅是社会权力所产生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其阴暗面和由此造成的非预期后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循环史观给人类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性比进步史观要小得多，而相比于多元史观来说则多了一层谦卑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