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一支来自日本的学术交流团来到中国,


(相关资料图)

指名要见一位30岁出头的青年人。

交流团的团长,

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朝永振一郎。

回到日本后,

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穷尽溢美之词,

称赞这名青年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20年后,

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大漠轰鸣,举国震颤。

而参与氢弹设计的工作者,

却隐入了时代的尘烟,

直到几十年后,

才被世人知晓。

人们亲切地把他们称为“两弹元勋”,

而元勋中的领头者,

正是当初那位被日本代表团大加赞赏的青年。

他,

就是“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

4年前,

于敏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而和他有关的事迹,

却鲜有人知。

或许,正如他居室卷轴所写:

“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身为共和国的守护神,

于敏这一生,

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

做的却是隐姓埋名的人。

淡泊以明志

诺贝尔奖得主玻尔曾赞叹:“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于敏虽然没留过学,但他的专业能力,早在青年时期,就名扬海外。

北大均分20几分的考题,他作为旁听生,能考到100分;

每秒计算万次的计算机,他在旁边看着,居然能看出计算机哪里算错了。

如此惊人的学习能力,仿若神人在世。

于敏也因此得到了居里夫人研究所的邀请,只差一步之遥,就可以出国深造。

可一个重要的决定,却改变他的一生。

上世纪中期,美国、苏联接连研制出了氢弹,威力是原子弹的几百倍。

核武器的阴云笼罩在全世界上空,中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怎么办呢?

时任项目总负责人的钱三强,把于敏叫到办公室,邀请他加入氢弹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于敏长时间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年纪轻轻,就在圈内崭露头角。

氢弹研制,并不是他感兴趣的方向。

因此,钱三强十分忐忑,他担心于敏会拒绝自己。

可出乎意料的是,于敏爽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邀请。

谈及原因,于敏淡淡地说:“爱国主义,压过了兴趣。”

时间往后倒流30几年,依稀可见家仇国殇,在这位先辈身上刻骨入髓的印记。

于敏出生在国家被侵略最深重的时期,自他有记忆时起,就常有日寇的战机,从头顶上飞过。

十二三岁那年,于敏骑自行车在街上走,日本人开着吉普车,朝他迎面撞去。

小于敏慌乱躲避,亡国奴的屈辱,也在他心头油然而生。

小学毕业后,于敏离开家乡,考入天津市第一中学。

这是当地的名校,不过因为是由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不到一年,于敏就转学了。

高二时,于敏因为成绩优异,被老师以名义担保,转入了天津耀华中学。

虽然耀华中学是一个富家子弟学校,但于敏身为穷学生,却没有受到丝毫歧视。

同学们有不懂的问题,经常来找于敏解答,大家的关系十分融洽。

临近毕业,于敏差点没钱读书,是受到同学父亲的资助,才上了北大。

而大学经历的一件事,也对于敏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四那年,于敏得了肠穿孔,情况危及生命。

关键时刻,北大师生发起募捐,同学们自发排队献血,才把于敏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贫瘠岁月里同胞们朴素的情谊,在于敏心中根植下浓厚的家国情怀。

后来,于敏多次教导儿女:人要学会感恩,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接到氢弹研制任务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核大国甚至对中国采取了技术封锁。

于敏曾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一定要把氢弹搞出来!”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

为此,于敏放弃了出国的打算,放弃了深耕多年的领域,也放弃了功成名就的机会。

他隐姓埋名,奔赴贫瘠的大西北,一去就是20多年。

正如北大校歌中唱的:“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过去的恩情如水,滋养了于敏,如今,他也将从胸中捧出浩荡清风,清朗明月,献给深爱的祖国。

宁静以致远

然而,研制氢弹,并不容易。

从接到任务起,于敏六到戈壁,八上高原,斗风沙、抗严寒、啃咸菜、喝盐水,饱经沧桑。

条件的艰苦还是其次,性命的危险,才最让人担心。

研制核弹过程中,于敏曾经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是在1969年,于敏在实验路上,突然脸色煞白、气喘吁吁,被同事们搀扶着喂水,才慢慢恢复过来。

第二次是在1971年,于敏半夜惊醒,感觉浑身难受,他艰难地叫醒妻子,话没说几句,就突然休克过去。

第三次是在1973年,于敏在返京途中,出现便血,去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长年累月的奔波,让于敏的身心长期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

但他从不抱怨,反而是沉浸在无尽的计算和讨论之中,苦思冥想,争取从0到1的突破。

于敏的儿女回忆,小时候,很少能和父亲见面。

即使父亲回家,脸上也常常挂着困惑思考的表情。

有一次,于敏和同事在家讨论问题,提到了一个“Rho”的物理量。

女儿听到,还兴冲冲地跑去和妈妈说:“他们在说肉呢!”

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去上海华东计算所优化设计方案。

100多天的时间里,他经常半蹲在地上,对着堆积如山的纸带,做验证分析。

一天晚上,于敏突然和同事提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设想。

他说,研制氢弹,不能光按照现在的理论做,而要从结构上着手,避免能量的损耗。

为此,于敏设计出了一个模型,无论变量怎么改变,计算的结果都完美符合标准。

解决了这个关键点,此后,整个研究就像拨云见日,驶入了快车道。

1967年,罗布泊上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欢庆。

要知道,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

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光起罗布泊,星落未名湖。草庐无双士,织我神州图。”

尖端核武器的研制,向来是艰辛与苦难并行。

但这些并没有挫伤于敏的意志,反而让他的韧性与坚持,更加熠熠生光。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如海。

很多时候,把心定下来,路就能走到了。

谦和以处事

纪录片《大家》中,于敏非常诚恳地对着镜头说:“我认为,我并不聪明。”

别人给他冠以“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他也连连摇头:

“氢弹之父,这样提不符合科学,我一直不赞成。”

从集体的年代走出,于敏对个人的荣誉和奖赏,并不看重。

他一直强调,氢弹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在工作上面,自己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

电视剧《功勋》里,于敏的夫人孙玉芹说: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顶着,也靠女人顶着。”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孙玉芹搬到科研大院里,揽下了所有后勤工作。

夫妻俩相濡以沫半个世纪,于敏最幸福的回忆,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吃妻子煮的面条。

2012年,孙玉芹因为心脏病离世。

那之后,于敏总喜欢翻看两人的合照,每次吃团圆饭,也习惯给夫人备一双碗筷。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元稹的悼亡诗,也成了于敏后半生常挂在嘴边的,对妻子最深挚的感谢。

除了感念爱妻,于敏对身边的同事,也十分和善。

很多人回忆,找于敏问问题时,他不论时间,不论地点,不论什么领域,都会认真解答。

即使是自己研究的课题,他也会把自己的新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一个同事找于敏请教问题,于敏不仅细致地给他推导过程,还在第二天给了他几张纸,上面写满对问题的详细描述。

原来,于敏担心自己说的不清楚,所以晚上又把过程推了一遍。

亦舒曾说:

“做人凡事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去,静静努力,静静收获,切记喧哗。”

晚年时的于敏,和你我的长辈一样,住的是老式的房屋,睡的是简易的铁床,日常爱好就是听京剧,读名著。

走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这位老人仍然习惯把自己隐藏在茫茫人海中。

一如古书上说的:“和其光,同其尘。”

剥离满身光环,他依然是曾经的燕园赤子,于纷芜中养心性,处繁华而守真淳。

《感动中国》的颁奖词曾这么形容于敏: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气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在核武器事业上,于敏带着团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为祖国打造出了强盛的未来。

而在生活上,他只将满身的光芒隐去,做回布衣素餐的普通人。

惊天事业,沉默人生。

2019年,这位共和国的功臣,与世长辞。

可他留下来的精神力量,却如火如炬,照亮来人的路。

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话,十分动容:

“有人说,希望于老多活几次,我想说,老人家累了,但是如果国家需要于敏,我们就做于敏好了。”

是啊,曾经福泽天下的那束光熄灭了,但被他照耀过的我们,依然能如星火璀璨,照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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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竹西,爱读书,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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