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玲玲的小说就像在月夜的树林里行走,起初你辨不清方向,脚步缓慢而小心翼翼,随即你发现许多错综复杂的线索,许多晦暗稠密的情绪,你迷失其间,心生惶惑,突然之间,丛林与黑暗褪去,眼前出现一条澄澈的江河,寰宇内清辉朗朗,江岸芦苇金黄,黢黑水面翻出一段雪白的鱼脊……你顿时颖悟这段旅途的意旨所在——哪怕片刻后又要返身步入那幽暗的密林。

《夜樱与四季》是张玲玲继《嫉妒》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2023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说中,张玲玲正在形成的独特的叙事风格得以凸显。

张玲玲曾做过七年财经记者,后来又担任影视编剧。曾斩获第一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小说集《嫉妒》入选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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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张玲玲辞职离开上海,成为全职写作者,“怀抱着重建生活,搜集素材的期望”,去广西待了一年。那是一段“焦灼但也平静”的时光,她试图融入所在之地,跟着朋友去看龙舟赛、龙舟宴、打油茶,与遇到的各色人等闲谈,却始终犹如隔着玻璃观看别人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聆听。我尽量不写。”“那种记者式的写作方式应该告一段落,故事不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寻。”张玲玲后来回忆说。

《夜樱与四季》中收录的作品大多写于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间,当中的故事,几乎全部涉及中国大地上行走和漂泊着的女性们的生活:暮春的上海,在天台上和人争论自己剧本的戏剧系女大学生;夏季山洪过后来镇上寻找爱人,却决定与之分手的女人;越来越浓的秋意里,执着想要找回失踪丈夫的外来船员的妻子;冬日庞大的北方城市,选择放弃过往,独自面对绝症父亲的女儿……在张玲玲笔下,她们是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的“现代的流民”。而她们的故事无意中映现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状态,从上海到广西,从广西到杭州,从杭州再回到苏州,带着她未完成的小说稿,在不同的城市间“漂来漂去”。

“那几年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行动的受限,但能跑的时刻还在走动,外部原因是,生活确实分布在各地:家人、朋友、工作,且那些想写却没写成的东西也在召唤你,去书写,去行动。”

城市与人生变幻无常,紧随时光向前奔突,张玲玲的文字却没有时兴的大刀阔斧的爽利,反而显得缓慢、幽暗而滞重。她说,这和自己的阅读趣味有关,“我喜欢密致的甚于疏松的,喜欢强力的甚于轻盈的,喜欢复杂的甚于简明的,喜欢缓慢的甚于迅捷的……”她也是一位诚恳的写作者,会长期冷静地思考写作对象,会对文稿反复打磨以臻至理想状态。

这一切不仅考验作者的能力,也考验读者的耐心。张玲玲说:“你能做的,就是尽量在他们投入时间阅读时,不让他们觉得白费。”

南都专访作家张玲玲

南都:《夜樱与四季》是你的第二本小说集,相比于第一部《嫉妒》,你认为自己在写作上有了哪些进步或改变?

张玲玲:两本书的篇目一样,都是七篇,但单篇体量不同,《嫉妒》中,短篇在一万字左右(有合并),中篇三万字,新小说集的话,单篇体量差不多都在两万字左右,除了最长的近四万,其他大致接近,我想结构应该更均衡了些;第二,叙事密度是增加而非减少,毕竟叙事不仅仅体现在情节和事件,还在于叙述本身;此外,节奏和速度变了;不再是匀速,而是回旋、加速、停滞。最显眼的变化大概是,不再依赖强戏剧性题材,故事里的人物仍然面临许多悬疑时刻,但这是生命本身提供给他的,是人在面对存在本身那种不自觉的困顿与惶惑。

作家张玲玲

南都:你以前做过财经记者,也做过影视剧编剧。新闻报道和影视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裁,这两份职业的经验对你写小说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玲玲:这个问题我每次答下来都有些不同:今天我或者可以这样讲,履历不同于经历,过去难被简单概括,履历也好,经历也罢,未必和此刻形成绝对的因果关系。甚至可能恰好相反,是我的小说思维(文学经验)影响着我的职业选择甚至职业习惯,而非职业经验在影响小说写作。是更久远、更神秘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屡次选择,是比潜意识更深的意识驱动着我们前行,某个时刻的结果不过是对那一意识的灵光乍现的回应。有时你在小说里,可能试图追溯的就是一个人其一生中的某一时刻,以图构建起他/她此刻与彼时的联系。寻找联系几乎是人之本能,但我也不得不时刻警告自己:这种联系可能是强行的、虚假的、错位的、后置的,辨析必须一次又一次。如果细化到文本的话,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叙述距离,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之间总隔着一定距离。

南都:小说(或文学)为什么吸引你?辞掉工作,成为全职写作者,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地方在哪?

张玲玲:每当我回忆自己的童年期、少女期甚至成人期,我能看见的都是一个阅读的形象,阅读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事情都难以比拟的,此种快乐,招之即来,忠贞不渝,当你开始执笔写作,你必然希望回馈类似的体验,分享类似的情感与经验。但我后来意识到,在很长时间内,它对写作者的意义大于对读者的:它帮你辨识、厘清人生的重要事物,它逼迫你进入、思考生命更深的维度,它唤醒、激活你的生存体验,它还是一套稳固的秩序,它甚至像是一种,怎么说呢,预言工具,对此你着实难以抗拒。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觉得还是能否依靠写作生活,在今天纯粹靠写来生活,感觉较难实现,不论你是严肃作者还是网文/通俗作者。但我的体会是,一旦做好决定,事情也就这样了,障碍并不比想象的更多。

南都:你在《夜樱与四季》的后记里提到,写完《移民》之后,你离开上海,去广西待了一年,期待重建生活、搜集素材。假如不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也不怀抱采访报道的目的,你如何去融入当地生活并挖掘有意思的、值得写的故事?在广西你有什么收获?

张玲玲:我在当地有位女友,她做地产中介业务,最开始我租住的正是她的屋子,她是个热情、友善、精力充沛的人,经常带我参与本地的各类活动,如龙舟赛、龙舟宴、打油茶,等等。无聊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头闲逛,试着和每个能说上话的人聊会儿天:司机、工人、饭店老板娘、保安、快递员、裁缝等等。故事的得来比较偶然,说是挖掘过于冒犯,很多时候,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聆听。我尽量不写。

论及收获,除了那些不同时间、不同风貌的观察,除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职业作者,最重要的其实是认识的那些朋友。我将他们视为朋友,而非素材,他们邀请你参与他们的生活,他们尝试着说出自己的故事,或出自信任,或出自安慰,你也确实因此获得了慰藉。在感觉匮乏或无力的时刻,你能随时调度出这些热力,然后生出许多对于人世的信心。年岁渐长,这种真情我越来越珍惜。

南都:在写作《夜樱与四季》期间,也就是2020至2022年这段时间,印象里你一直在迁徙,带着小说稿在不同的城市间奔波往来。这种迁徙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动力是什么?它在你的写作里留下了哪些痕迹?

张玲玲:那几年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行动的受限,但能跑的时刻还在走动,外部原因是,生活确实分布在各地:家人、朋友、工作,且那些想写却没写成的东西也在召唤你,去书写,去行动。

我其实觉得,倘若要在一个地方,应尽可能地待得久一些,我很羡慕福克纳等这样的地方性作者。跑来跑去的想法还是太记者化了。我倾向于长期观察,但城市的流变很快,无论你在职场或是小区,周围面孔的变动其实是极大的,而且在现代城市,你和你认为的真实生活似乎总存在着隔阂,然后你会忍不住想,会不会小城市或县城的变动性更小?可以给长期观察提供一个切口?或者,他们会不会更真实?我说真实的时候,意指更贴近生存,贴近生活纷繁、复杂、热闹的部分。但这种观察实际上还是很受限,陌生地方的语言、气候等都是问题,更真实一说也很可疑。好吧,其实每次找到一个新地方,我都认真地想要留下,然后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最终结果却一样:它始终是临时性的,阶段性的,你依然不属于这里。太多原因让你无法留下。那些理由在当时看起来实际又具体,深层的却很模糊。坦白说我不知道,只能劝慰自己说,或许这种不稳定性构成了你写作的核心动力,甚至是你生命的原始动力。

一个,可能体现在空间上,这里的人物去了不少地方,也无分南北东西;二是他们自身的状态,想找到位置而不能,想找到定义而不能,都是现代的流民;三是叙事速度。

南都:《洄游》讲述了鱼嫂和一起船难,《奥德赛之妻》写戏剧培训教师和他患渐冻症的妻子,《夜樱》的主角是医生和即将离开的“她”……所以,你怎么选择你的素材?你觉得什么样的故事是值得讲述的?《夜樱与四季》里的故事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张玲玲:首先是陌生化(相对于我)和多样性;第二,在此一前提下,我其实更关注切身性,也即,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和进入它。

什么样的值得讲述?或许可以列出几个标准:有未被讲述过、其特殊性、新鲜处在哪里,此一,包括人物、题材、技法、表达、结构等等;二它能牵动多少东西,不仅是外部的。

我们经常谈起小说家的直觉,我们反复锤炼的就是所谓的直觉: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什么是你的题材,什么又不是,但很多时候,你也只能试试看,写到一半,自觉意义丧失是常态,写到一半,笔力不及,难以为继也很正常。所以我想,所谓的小说直觉,或许不在于快速找到自己的题材,而是将任何题材都变成自己的。

我不知道怎么归纳,因为我尽量想呈现的是不同,但排布选篇时,它们是对同一问题、不同位置的回答。

南都:有没有哪些题材或者故事是让你感到“非写不可”的?做一个小说家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张玲玲:《嫉妒》、《似是故人来》、《四季歌》等都属于这样的小说。这些非写不可的小说或有几处相似,一是它的源头都较早:童年时期目睹的某个形象,某种难以排解的情绪,等等;二是它们都历经了较长时间的修改和酝酿,甚至和初始构思大相径庭;三是材料几乎完全不取自现实;四是我对它们难以定性,不知道它们意图解决什么,探讨什么;人物及故事,小说的气质和调性,都先行于主题,我努力接近的无非是那团幻象,直至清晰,能想清楚的,反而不是非写不可的。

在于“实现”,在于空中造物,且方式简洁: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台电脑,仅此而已,它需求的如此之少,实现的却如此之多,在我看来,需求愈少,愈是自由。但我也会想到露易丝·格里克说:写作,是一项因为向往而变得高贵的生活,而非因为成就而变得宁静的生活。

南都:你的小说的叙事较为稠密、缓慢,与当下广为大众接受的清晰明快的文体形成鲜明对照。这种风格是你有意为之吗?它是否跟你对小说的理解有关?

张玲玲:至少第二本书是的。我一直觉得之前的叙述速度偏快,故事和意味容易从表面滑经。这确实跟我的阅读偏好相关:我喜欢密致的甚于疏松的,喜欢强力的甚于轻盈的,喜欢复杂的甚于简明的,喜欢缓慢的甚于迅捷的,我希望文本来挑战、撼动我的情感、认知、经验,而非反过来,谋求共通。你会希望在自己的小说里尽可能地接近某一标准,但不仅考验你的能力,也考验读者的耐心。你能做的,就是尽量在他们投入时间阅读时,不让他们觉得白费。

南都:你会多次打磨修改自己的作品,有的时候还有非常大的改动。你觉得反复修改对小说创作来说是必要的吗,为什么?它会不会消磨掉最初的冲动和热情?

张玲玲:对我来说,修改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改到失灵、失焦,需时时校准。但每个人每部作品情况都大不相同,如果初稿已经很好,何必大动?

最初的冲动和热情就是用来消磨的,小说写作是一项理性、冷静的行为,“必须竭尽了枯竭”,才有随后到来的一切。

南都: 请谈谈你现在每天的写作状态。每天写几个小时(或者写多少字),写作之外做些什么?当下正在写什么题材的作品?

张玲玲:每天起床即开始写作,进入节奏后,每天2000字,完成时间看状态。

写作之外,阅读和跑步/散步,和朋友聊几句。或者,什么都不做。

也是一个当代题材。

南都:作家是一个漫长、艰苦但也蛮有意思的职业,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张玲玲:漫长和有趣,是的,但艰苦远谈不上。

我希望下一本写得比上一本好。我原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其实越写越糟才是常态,想维持在某个水准都需要付出莫大努力,尽管如此,我仍怀有这样的期待。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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