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玲玲的小说就像在月夜的树林里行走，起初你辨不清方向，脚步缓慢而小心翼翼，随即你发现许多错综复杂的线索，许多晦暗稠密的情绪，你迷失其间，心生惶惑，突然之间，丛林与黑暗褪去，眼前出现一条澄澈的江河，寰宇内清辉朗朗，江岸芦苇金黄，黢黑水面翻出一段雪白的鱼脊……你顿时颖悟这段旅途的意旨所在——哪怕片刻后又要返身步入那幽暗的密林。
《夜樱与四季》是张玲玲继《嫉妒》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2023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说中，张玲玲正在形成的独特的叙事风格得以凸显。
张玲玲曾做过七年财经记者，后来又担任影视编剧。曾斩获第一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小说集《嫉妒》入选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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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张玲玲辞职离开上海，成为全职写作者，“怀抱着重建生活，搜集素材的期望”，去广西待了一年。那是一段“焦灼但也平静”的时光，她试图融入所在之地，跟着朋友去看龙舟赛、龙舟宴、打油茶，与遇到的各色人等闲谈，却始终犹如隔着玻璃观看别人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聆听。我尽量不写。”“那种记者式的写作方式应该告一段落，故事不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寻。”张玲玲后来回忆说。
《夜樱与四季》中收录的作品大多写于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间，当中的故事，几乎全部涉及中国大地上行走和漂泊着的女性们的生活：暮春的上海，在天台上和人争论自己剧本的戏剧系女大学生；夏季山洪过后来镇上寻找爱人，却决定与之分手的女人；越来越浓的秋意里，执着想要找回失踪丈夫的外来船员的妻子；冬日庞大的北方城市，选择放弃过往，独自面对绝症父亲的女儿……在张玲玲笔下，她们是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的“现代的流民”。而她们的故事无意中映现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状态，从上海到广西，从广西到杭州，从杭州再回到苏州，带着她未完成的小说稿，在不同的城市间“漂来漂去”。
“那几年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行动的受限，但能跑的时刻还在走动，外部原因是，生活确实分布在各地：家人、朋友、工作，且那些想写却没写成的东西也在召唤你，去书写，去行动。”
城市与人生变幻无常，紧随时光向前奔突，张玲玲的文字却没有时兴的大刀阔斧的爽利，反而显得缓慢、幽暗而滞重。她说，这和自己的阅读趣味有关，“我喜欢密致的甚于疏松的，喜欢强力的甚于轻盈的，喜欢复杂的甚于简明的，喜欢缓慢的甚于迅捷的……”她也是一位诚恳的写作者，会长期冷静地思考写作对象，会对文稿反复打磨以臻至理想状态。
这一切不仅考验作者的能力，也考验读者的耐心。张玲玲说：“你能做的，就是尽量在他们投入时间阅读时，不让他们觉得白费。”
南都专访作家张玲玲
南都：《夜樱与四季》是你的第二本小说集，相比于第一部《嫉妒》，你认为自己在写作上有了哪些进步或改变？
张玲玲：两本书的篇目一样，都是七篇，但单篇体量不同，《嫉妒》中，短篇在一万字左右（有合并），中篇三万字，新小说集的话，单篇体量差不多都在两万字左右，除了最长的近四万，其他大致接近，我想结构应该更均衡了些；第二，叙事密度是增加而非减少，毕竟叙事不仅仅体现在情节和事件，还在于叙述本身；此外，节奏和速度变了；不再是匀速，而是回旋、加速、停滞。最显眼的变化大概是，不再依赖强戏剧性题材，故事里的人物仍然面临许多悬疑时刻，但这是生命本身提供给他的，是人在面对存在本身那种不自觉的困顿与惶惑。
作家张玲玲
南都：你以前做过财经记者，也做过影视剧编剧。新闻报道和影视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裁，这两份职业的经验对你写小说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玲玲：这个问题我每次答下来都有些不同：今天我或者可以这样讲，履历不同于经历，过去难被简单概括，履历也好，经历也罢，未必和此刻形成绝对的因果关系。甚至可能恰好相反，是我的小说思维（文学经验）影响着我的职业选择甚至职业习惯，而非职业经验在影响小说写作。是更久远、更神秘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屡次选择，是比潜意识更深的意识驱动着我们前行，某个时刻的结果不过是对那一意识的灵光乍现的回应。有时你在小说里，可能试图追溯的就是一个人其一生中的某一时刻，以图构建起他/她此刻与彼时的联系。寻找联系几乎是人之本能，但我也不得不时刻警告自己：这种联系可能是强行的、虚假的、错位的、后置的，辨析必须一次又一次。如果细化到文本的话，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叙述距离，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之间总隔着一定距离。
南都：小说（或文学）为什么吸引你？辞掉工作，成为全职写作者，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地方在哪？
张玲玲：每当我回忆自己的童年期、少女期甚至成人期，我能看见的都是一个阅读的形象，阅读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事情都难以比拟的，此种快乐，招之即来，忠贞不渝，当你开始执笔写作，你必然希望回馈类似的体验，分享类似的情感与经验。但我后来意识到，在很长时间内，它对写作者的意义大于对读者的：它帮你辨识、厘清人生的重要事物，它逼迫你进入、思考生命更深的维度，它唤醒、激活你的生存体验，它还是一套稳固的秩序，它甚至像是一种，怎么说呢，预言工具，对此你着实难以抗拒。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觉得还是能否依靠写作生活，在今天纯粹靠写来生活，感觉较难实现，不论你是严肃作者还是网文/通俗作者。但我的体会是，一旦做好决定，事情也就这样了，障碍并不比想象的更多。
南都：你在《夜樱与四季》的后记里提到，写完《移民》之后，你离开上海，去广西待了一年，期待重建生活、搜集素材。假如不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也不怀抱采访报道的目的，你如何去融入当地生活并挖掘有意思的、值得写的故事？在广西你有什么收获？
张玲玲：我在当地有位女友，她做地产中介业务，最开始我租住的正是她的屋子，她是个热情、友善、精力充沛的人，经常带我参与本地的各类活动，如龙舟赛、龙舟宴、打油茶，等等。无聊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头闲逛，试着和每个能说上话的人聊会儿天：司机、工人、饭店老板娘、保安、快递员、裁缝等等。故事的得来比较偶然，说是挖掘过于冒犯，很多时候，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聆听。我尽量不写。
论及收获，除了那些不同时间、不同风貌的观察，除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职业作者，最重要的其实是认识的那些朋友。我将他们视为朋友，而非素材，他们邀请你参与他们的生活，他们尝试着说出自己的故事，或出自信任，或出自安慰，你也确实因此获得了慰藉。在感觉匮乏或无力的时刻，你能随时调度出这些热力，然后生出许多对于人世的信心。年岁渐长，这种真情我越来越珍惜。
南都：在写作《夜樱与四季》期间，也就是2020至2022年这段时间，印象里你一直在迁徙，带着小说稿在不同的城市间奔波往来。这种迁徙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动力是什么？它在你的写作里留下了哪些痕迹？
张玲玲：那几年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受着行动的受限，但能跑的时刻还在走动，外部原因是，生活确实分布在各地：家人、朋友、工作，且那些想写却没写成的东西也在召唤你，去书写，去行动。
我其实觉得，倘若要在一个地方，应尽可能地待得久一些，我很羡慕福克纳等这样的地方性作者。跑来跑去的想法还是太记者化了。我倾向于长期观察，但城市的流变很快，无论你在职场或是小区，周围面孔的变动其实是极大的，而且在现代城市，你和你认为的真实生活似乎总存在着隔阂，然后你会忍不住想，会不会小城市或县城的变动性更小？可以给长期观察提供一个切口？或者，他们会不会更真实？我说真实的时候，意指更贴近生存，贴近生活纷繁、复杂、热闹的部分。但这种观察实际上还是很受限，陌生地方的语言、气候等都是问题，更真实一说也很可疑。好吧，其实每次找到一个新地方，我都认真地想要留下，然后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最终结果却一样：它始终是临时性的，阶段性的，你依然不属于这里。太多原因让你无法留下。那些理由在当时看起来实际又具体，深层的却很模糊。坦白说我不知道，只能劝慰自己说，或许这种不稳定性构成了你写作的核心动力，甚至是你生命的原始动力。
一个，可能体现在空间上，这里的人物去了不少地方，也无分南北东西；二是他们自身的状态，想找到位置而不能，想找到定义而不能，都是现代的流民；三是叙事速度。
南都：《洄游》讲述了鱼嫂和一起船难，《奥德赛之妻》写戏剧培训教师和他患渐冻症的妻子，《夜樱》的主角是医生和即将离开的“她”……所以，你怎么选择你的素材？你觉得什么样的故事是值得讲述的？《夜樱与四季》里的故事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张玲玲：首先是陌生化（相对于我）和多样性；第二，在此一前提下，我其实更关注切身性，也即，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和进入它。
什么样的值得讲述？或许可以列出几个标准：有未被讲述过、其特殊性、新鲜处在哪里，此一，包括人物、题材、技法、表达、结构等等；二它能牵动多少东西，不仅是外部的。
我们经常谈起小说家的直觉，我们反复锤炼的就是所谓的直觉：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什么是你的题材，什么又不是，但很多时候，你也只能试试看，写到一半，自觉意义丧失是常态，写到一半，笔力不及，难以为继也很正常。所以我想，所谓的小说直觉，或许不在于快速找到自己的题材，而是将任何题材都变成自己的。
我不知道怎么归纳，因为我尽量想呈现的是不同，但排布选篇时，它们是对同一问题、不同位置的回答。
南都：有没有哪些题材或者故事是让你感到“非写不可”的？做一个小说家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张玲玲：《嫉妒》、《似是故人来》、《四季歌》等都属于这样的小说。这些非写不可的小说或有几处相似，一是它的源头都较早：童年时期目睹的某个形象，某种难以排解的情绪，等等；二是它们都历经了较长时间的修改和酝酿，甚至和初始构思大相径庭；三是材料几乎完全不取自现实；四是我对它们难以定性，不知道它们意图解决什么，探讨什么；人物及故事，小说的气质和调性，都先行于主题，我努力接近的无非是那团幻象，直至清晰，能想清楚的，反而不是非写不可的。
在于“实现”，在于空中造物，且方式简洁：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台电脑，仅此而已，它需求的如此之少，实现的却如此之多，在我看来，需求愈少，愈是自由。但我也会想到露易丝·格里克说：写作，是一项因为向往而变得高贵的生活，而非因为成就而变得宁静的生活。
南都：你的小说的叙事较为稠密、缓慢，与当下广为大众接受的清晰明快的文体形成鲜明对照。这种风格是你有意为之吗？它是否跟你对小说的理解有关？
张玲玲：至少第二本书是的。我一直觉得之前的叙述速度偏快，故事和意味容易从表面滑经。这确实跟我的阅读偏好相关：我喜欢密致的甚于疏松的，喜欢强力的甚于轻盈的，喜欢复杂的甚于简明的，喜欢缓慢的甚于迅捷的，我希望文本来挑战、撼动我的情感、认知、经验，而非反过来，谋求共通。你会希望在自己的小说里尽可能地接近某一标准，但不仅考验你的能力，也考验读者的耐心。你能做的，就是尽量在他们投入时间阅读时，不让他们觉得白费。
南都：你会多次打磨修改自己的作品，有的时候还有非常大的改动。你觉得反复修改对小说创作来说是必要的吗，为什么？它会不会消磨掉最初的冲动和热情？
张玲玲：对我来说，修改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改到失灵、失焦，需时时校准。但每个人每部作品情况都大不相同，如果初稿已经很好，何必大动？
最初的冲动和热情就是用来消磨的，小说写作是一项理性、冷静的行为，“必须竭尽了枯竭”，才有随后到来的一切。
南都： 请谈谈你现在每天的写作状态。每天写几个小时（或者写多少字），写作之外做些什么？当下正在写什么题材的作品？
张玲玲：每天起床即开始写作，进入节奏后，每天2000字，完成时间看状态。
写作之外，阅读和跑步/散步，和朋友聊几句。或者，什么都不做。
也是一个当代题材。
南都：作家是一个漫长、艰苦但也蛮有意思的职业，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张玲玲：漫长和有趣，是的，但艰苦远谈不上。
我希望下一本写得比上一本好。我原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其实越写越糟才是常态，想维持在某个水准都需要付出莫大努力，尽管如此，我仍怀有这样的期待。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